透视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

——兼论阎连科新作《风雅颂》

周南焱

    在当代中国文坛，作家阎连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，他的存在正如他的小说一样，令某些正人君子之流感到不舒服。撩读者的腋窝或者刺激煽情的泪腺，这不是阎连科的看家法宝，而是他厌弃的行为。新作《风雅颂》尚未正式出版，已遭到名校名师批评文章的抨击，接下来的景象自然是群起而攻之。“阎连科，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，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。”对阎连科作品的不满，正基于这样一个事实，他扯下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最后一层面纱，暴露出后者不堪的面目。

失败的知识分子惹了谁？

   《风雅颂》的主人公杨科是一所名校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副教授，在学校里备受排挤，在学生们的眼里黯淡无光，在家中被妻子冷落，属于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失败者。这个潜心研究《诗经》的知识分子，突然发现自己被所有的人抛弃了，只能在老家县城的性工作者那里领略到最后一点人格尊严。由于主人公身上表现出来的懦弱、猥琐，与我们耳闻目睹的知识分子光鲜形象大相径庭，这一点引起了那些名校名师们的愤怒。阎连科却说，这是我的精神自传，我只是写出了自己内心的黑暗和无能。

    姑且不论《风雅颂》写得多好（在笔者看来，这部作品有着明显的软肋），最值得思索的是，为什么书中主人公彻底失败的知识分子形象如此不招人喜欢，到底刺痛了哪些人脆弱的神经？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真的已经颓败到这种龌龊的地步？知识分子，这个在“文革”中被批为“臭老九”、在上世纪80年代戴上启蒙者的光环、在今天已变得暧昧模糊的称呼，近二十年里发生了怎样的精神嬗变？

知识分子的精神胜利法

    就像《风雅颂》的主人公杨科一样，在上世纪80年代，鼻梁上架眼睛、胸前插钢笔的知识分子很受群众欢迎，领社会风气之先潮，开创所谓的“文艺复兴”时代。尤其是人文学科出身的知识分子，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，浑身散着一种自豪情绪。在人人仰慕的氛围中，知识分子是一个时髦的词汇。但进入90年代的市场经济环境后，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分化，这个称谓也日渐降温，慢慢不再有人感兴趣。那些昔日唱着“一无所有”的青年今天已经步入中老年，并掌握社会资源和主流话语权，他们开始怀旧，对80年代加以神化，认为那是一个黄金时代。

    真的是黄金时代吗？正如1968年法国“五月风暴”失败之后，欧洲知识分子遭到了集体挫败和创伤，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同样的境遇，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很快从挫败中走出来，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摇身变为成功人士。当他们功成名就后，就开始美化乃至神化自己的过去，这类似米兰·昆德拉所讥讽的“媚俗”。即首先把自己的行为经历加以崇高化，然后自己陶醉在这种虚幻的情绪之中，反过来再贬低周围的其它人群。他们从不失败，永远胜利，活像鲁迅笔下紧抱精神胜利法的阿Q。

   争先恐后从人文学科流窜到经济、管理、法律等热门学科，这在知识分子中见得还少吗？比如在80年代文学热潮中，他们纷纷投入文学门下，到了90年代，当文学变成了灰姑娘，他们像逃离冰山沉船一样，宣布与文学一刀两断。看起来不一样，其实是一样，这群知识分子两次都扮演了势利鬼的角色，见势而动，他们又成功了。只有像杨科这样傻呆的知识分子，还在研究无人问津的《诗经》，变成连学生都觉得他可怜的灰色小人物。

知识分子群体日益分化

    在一部分机巧聪明的知识分子赢得市场成功之时，另外一部分人却困惑、彷徨，丧失了精神追求的目标，找寻不到出路。小说《废都》的出现决非偶然，正是由于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遭遇精神上的创伤，找不到出路，结果便自甘堕落，陷入了无聊的肉欲主义。《废都》的主人公庄子蝶在精神上已完全颓败，但仗着作家的名声在社会中还算左右逢源，能够有机会纵情声色，自赏自怜。相比之下，杨科这样弱势的知识分子不但得不到年轻异性的青睐，连自家后院也起了火，最后荒诞地跟一群来自乡下的性工作者混在一起，相互取暖。

    在启蒙话语的集体失败之后，90年代初期的一部分学院派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发起挑战，“人文精神大讨论”就在这种环境下诞生。然而，由于对市场经济领域的高度陌生，他们批评的声音显得隔靴搔痒，肤浅、可笑，最后不了了之。其实，整个80年代的文化何尝又不是如此，单纯的激情、粗率的批判，理性思考的严重缺席，才导致了后来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败和转型。

    结果是，一部分还守在人文学科领域的知识分子热衷于学术，他们埋首于书牍之间，唯独不闻窗外世事，奉行做学问的鸵鸟哲学。“躲避崇高”、“少谈主义、多做实事”的观念一时盛行，这部分知识分子越来越自我封闭，只是学院知识的传播者，不再是真理与智慧的探讨与践行者，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不再有人关心。

    即使在学院派知识分子中，也出现了明显分化，一部分人成为掌握行政大权和各种资源的强势人物，另一部分人沦为制度管理下的弱者。《风雅颂》中的名校副校长李广智就是典型的强者，而杨科则是软弱无能的普通知识分子代表，毫无表达决策的实际权力。

知识分子概念暧昧模糊

   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到如此程度，同时“知识分子”概念本身也变得模糊不清。好像念过大学的都可以算是知识分子，不管是文理工农医，不管是贤愚智不肖，知识分子几乎等同于读过几本书拿到过一纸或若干纸文凭。电视屏幕、各种论坛上，一波接一波的企业家们、专家们，顶着各种各样的头衔在宣传他们的知识和真谛，博得一阵接一阵的掌声和鲜花，你难道能说他们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吗？

    很多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们热衷于写自传，或者雇一帮“枪手”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宏论，宣传自己的人生哲学。诸如《XX决胜之道》、《告诉你XX种成功秘诀》之类的书籍大量面世，这些富豪们侃侃而谈，他们在告诉人们什么是人生值得追求的东西，怎样去赢得市场价值。不要以为他们只是在讲自己的致富经历，而是自视为哲学大师或牧师，在向公众进行布道。

    与此同时，很少有人再自称为“知识分子”，而是用“专家”来代替，好像这个称呼更加舒服得体。那些常在公众面前抛头露脸的专家们就一切问题发表看法，俨然成为明星。由于东方国家现代化的后发性，这些人总要搬弄西方的术语和词汇来装点门面，鲁迅所批判的“长衫人物”和“假洋鬼子”是不是这类角色？他们的术语总是远离老百姓能听懂的范围，张口闭嘴之间全是洋人名字和最新外来词汇，用各种时髦的理论武装全身，真个是刀枪不入。

    随着专业分工的日益细化，知识分子想就不良社会现象进行批判变得越来越困难，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了解太多的领域。这就留下了口实，既然不清楚其中的具体程序，又有什么能力来批判其合理性呢？“专家”们有了用武之地，在到处发表高见，大众也更相信专家而不是社会批判者们的发言，就像一个营养学家可以指手画脚人们应该怎样生活一样。没错，一个洪韶光式的健康学家或营养学家比起很多知识分子，更有资格对人们的生活品头论足，你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做。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尴尬！

直面比掩饰失败更坚实

    这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缺失的时代，甚至全球都是如此。一个演艺、体育明星远胜过一百个教授的号召力。知识分子对公众的发言越来越像举手表决，公众似乎没有耐心听完具体分析，只需要是或否的结论。赞成或反对、支持或打倒、称颂或辱骂，这类二元对立模式的简单表态，仍然有着制造轰动效应的市场。知识分子本应有自身良知，应该就重大社会问题发表自己明确的看法，结果却往往沦为轻率肤浅、哗众取宠的表态，沦为网络时代看客们的笑料。而且，越是简单、愚蠢的表态，越能受到网民们的狂热点击，众口嚣嚣，却莫闻渊深之声。

   除了成功嫁接学术和市场的少数人外，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无力感，就像阎连科感受到的一样。但大家不愿直面失败，只愿看到光辉和胜利的一面。如今，变化是常态，不变是变态，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现状。大家都担心被抛在时代的高速列车后面，变成落伍者，于是拼命与时俱进。那些跟不上形势的知识分子，如杨科之类，只能成为被众人嘲笑的对象。

   阎连科的可贵之处在于，他坦诚地表明了自己的真实精神处境，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和标榜之处，这反而可能获得一种新生的契机。在小说中，杨科最终坚守了一点自尊，但还是找不到出路。然而，现实中的知识分子们更愿掩饰失败的经历，一个个都成了胜利者，不愿见到自身形象灰暗如杨科的一面，忘记了自身的来路和去处。今天有形形色色的专家，但不再有鲁迅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，尽管永远胜利的阿Q、假洋鬼子、长衫人物式的知识角色仍然大量存在。（周南焱）